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最基层的电影工作者，都认为中国电影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应提高经济效益。提高社会效益，这对于从诞生之初就与社会政治活动密切联系的中国电影来说并非难事；然而提高其经济效益，使电影真正吸引观众，却是中国电影人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一种占主流的社会心理，都有有利的社会政治时机。如果电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种有利时机，反应出主流的社会心理，迎合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就能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电影的两个效益是不可分的，没有社会效益就不可能有经济效益，而没有经济效益，其社会效益也不可能体现出来。
回眸1996年的国产影片创作，一批优秀影片如《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河谷》、《鸦片战争》等都达到了两个效益的共同提高。这些影片都是制片方根据中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敏锐地抓住有利时机，主动配合社会需求制作的。然而，对提高影片的经济效益来说，迎合社会普遍的心理需要更为重要。因为类似乔安山这样的题材越来越难挖掘，每年为配合政治需要而拍摄的影片毕竟是少数。而且影片既使能把握一定的政治时机，若不能迎合普遍的社会心理需要，也同样不能实现两个效益的共同提高。这就需要创作者既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更要有驾驭电影艺术的能力，使影片主题深刻，人物真实，感情真切，真正引起观众的共鸣。《离开雷锋的日子》正是迎合了经济转型时期人们对奉献精神的渴望，《红河谷》、《鸦片战争》的高票房，也正是迎合了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人民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逐渐高涨、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地位、要做强国国民的强烈愿望的结果。除这些表现社会政治生活的影片外，也有一些如《甲方乙方》、《喜莲》、《有话好好说》等喜剧片也取得了较大的票房成功，这也是因为它们适应了整个社会对喜剧的需求心理。这些影片在取得极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个别影片的社会教育意义尽管不很明显，但其巨额票房攻破了国产片市场信誉危机的说法，增强了国产影片竞争市场的信心，这方面的社会效益也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
揽视1997年的电影创作，可以预见国产主流电影的成败，如《安居》表达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人文关怀，《黑眼睛》展现了个体生存的意义，《非常爱情》讴歌了真挚的爱情，《朗朗的星空》、《生命如歌》表现了对难忘岁月的追忆，还有表现下岗女工题材的《幸福大街》，轻喜剧样式的《爱情麻辣烫》、《惹事生非》等，这些影片都是描写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真实感情，写他们在柴米油盐中蕴涵着的生活真谛。这些影片因人物真实、性格鲜明，主题开掘深刻、故事经得起推敲，电影语言流畅、节奏明快而真实、细腻地表达了普通人的真情实感，贴紧了百姓生活。因此，这些影片最能感动广大观众。
在过去两年的电影创作中，也确有少数影片，其思想性表现并非不佳，但因其艺术手段的陈旧，使影片主题肤浅、情节虚假、人物模式化。其后果是影片所表达的感情失真，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如1996年一部表现西路军题材的故事片，故事情节的简单、叙事结构的陈旧、细节的失真使影片没有表现出当年西路军西征的悲壮气氛，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再如1997年一部表现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区妇女救助解放军伤员的影片，因创作者未能充分利用视觉语言进行叙事，使影片不但细节失真、内容简单，而且画面单调，缺乏电影造型感，某些场面更像是舞台剧，将一个脍炙人口的感人故事表现得十分乏味。不可否认，这些影片创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经济效益，再好的社会效益也难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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